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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“查重”查出了啥

  小贾是东北某高校的一名研三学生。因为工作早都已经有眉目了,最近几个月,他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毕业论文转的。前不久,他的论文也“搞定”了。“其实论文早就已经写完了,但查重了几次,都没过关,只好一遍一遍地改,现在总算没问题了。”电话里,小贾的声音很有些感慨。小贾的遭遇几乎在每个毕业生身上都会发生。每当到了四五月份,“查重”几乎成为了每个毕业生的“必修课”。那么,究竟什么是“查重”?这样大张旗鼓地“查重”究竟又能查出什么?所谓的“查重”,其实指的是毕业生通过专门软件或购买服务,检查毕业论文的重复率和相似度,而另一个广为人知,也更为准确的说法是—打假。去年五月,曾有媒体在淘宝网上检索“论文查重”,搜到的商品信息超过2300个。而在今年几乎同时,记者用同样的词条在淘宝网进行搜索,出现的商品信息是5055个。查重服务的受欢迎程度和增长速度可见一斑。2008年底,一种名叫“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”的软件研制成功,并在第二年的毕业生论文答辩时,在国内部分院校中开始使用。几乎就在同时,一种专门帮助学生检测其论文是否过关的服务在网络上悄然诞生……“真的没有几年,一个庞大的产业便形成了。”张路是小贾所在高校的老师。在采访中,他如此感叹道。然而,这样一个急速发展的产业,究竟给学生们带来了什么呢?前段时间,小贾曾在网上看到一个题为《本科毕业论文查重小经验》的帖子,帖子里的经验虽说针对本科毕业论文,但他觉得自己也基本遵循的是同一个路子。这个方法是:1.找好参考的论文和资料,然后照着意思自己手打,改变句子结构和关键词;2.用万方检测;3.用维普检测。“其实查重对于提升论文质量真没什么帮助,大家该抄还是抄,最多把查出有抄袭的地方变个句式,这对学生能有什么用呢?”小贾说。提到“查重”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晋霞用了“纠结”一词形容:“老师不是全才,也没有看过所有文献,用这种手段检查学生是否抄袭当然有必要。但现在的查重手段只能检查文字的重复率,学生只要把文字作适当修改,便完全可以规避查重,这对约束学生的行为毫无作用。”既然“查重”对约束学生的抄袭没有作用,那么什么手段能起到作用呢?对此,李晋霞思考了很久,但最终也没有给出答案。不过她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—为什么在“查重”出现之前,老师和学生之间还很是信任,但伴随着“查重”的出现,这种信任感反而降低了?“现在领导靠查重检查老师,老师靠查重监督学生,学生靠查重规避风险。在论文完成过程中,查重似乎成为了维系彼此信任关系的唯一纽带,这显然不正常。”李晋霞说。对于这一问题,张路也深有感触。采访中他坦言,目前学生如此“信任”查重,其根源还在于论文检查手段本身的非人性化。“一方面,我们机械地规定着抄袭与借鉴之间的差别,相关方在检查学生是否抄袭的过程中,也更多地关注字面上的重复率,忽视了对文章内容的审查;另一方面,对于论文抄袭的惩罚力度在不断加强,这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,学生即使知道查重既不靠谱,对提升论文质量也无帮助,但也只能求助于它了。”“我们需要恢复对学生的信任,更人性化地看待学生论文中,文字与内容的关系。只要说出自己的观点,文字的雷同又有何妨?”张路说。事实上,对于如何遏制学生论文,尤其是本科生论文抄袭的问题,还有一种更加“极端”的方法。不久前,在自己的一篇博文中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建业写道:“在所有走过场教育中,最难堪的是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,大多数专业应该取消毕业论文。”应该说,在取消本科生论文的倡议者中,戴建业绝对不是第一个,这种声音的出现甚至要早于“查重”的问世时间。而在2009年,曾有媒体在高校毕业生中进行过小范围调查,发现有30%以上学生赞成取消本科毕业论文。在这方面,很多学校也曾作过一些尝试。比如几年前,浙江工商大学便曾规定,包括在认定专业刊物上独立发表的作品、获准立项的国家级及省级大学生创新项目、学生以第一授权人获得的专利等五种情况,可以替代本科毕业论文。然而时至今日,论文依然是衡量本科生能否毕业的最主要手段。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存废问题,中国教育政策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劳凯声曾表示,本科生做论文对于他们来说,是专业素养提高的必要过程。让他知道作为专业人士,应怎样思考、表达和解决问题,尽管目前大学生由于要找工作,对做论文可能有注水的做法,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做论文本身是错的。“我们大可不必在这方面采取统一化的措施。”李晋霞说,对于有志于科研工作,对能够踏下心来进行学术研究的本科生,可以采取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加以考核;而对于那些注意力并不在学术本身,只想毕业后寻找一份好工作的学生,完全可以放开考核手段。毕竟本科毕业论文的好与坏和找工作没有什么关系。一般用人单位也根本不在乎毕业生论文水平如何。采访中,张路坦言,无论是对于“查重”的机械利用,还是“取消论文”的极端方法,其背后反映的都是学生诚信度的下降。“我们的学生不再诚实做学问,如果不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,表面化的补救措施很难发挥作用,而这恐怕不是高校本身,甚至教育系统本身能解决的问题了。”